節育應為全球議題？(02114501 朱一帆)

• 生育為什麼/如何作為一項女性權利？男性必須退出生育決策（包括生與不生、何時生或停止、跟誰生或不跟誰生、自然懷孕或人工生殖及生育數量）？

1. 性與生育在原始時期是人類天生而自然的行為，而自有社會與國家以來，性與生育開始成為以個人、婚姻為載體，而以社會、國家為歸宿的複雜權力關係對象。它們的性質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發生了變化，而至今為止其最終的表現方式則為「權利」，但這種說法也僅能被視為如「人道」這一類語詞所呈現的表層概念或假象。我們要知道的是，在這一種話語背後，其所蘊含的權力運作機制與策略如何造就了它，在性與生育中又如何產生了新的權力，以及兩者如何逐漸相互糾纏甚至融為一 體，以至於我們今日將其當做絲毫無需質疑的真理話語接受。 我們會把女性因遭受懷孕或分娩的痛苦作為一項女性擁有生育權利的理由，與其說我們能夠體諒女性生育的不易而賦予她們自主選擇生育的自由，不如說我們已經無法洞察「身體——政治」緊密連接所帶來對「人」的認識的改造。   
2.  在原始時期，性與生育對原始人而言或許是無須思考也無能力思考的自然行為，我們可以將之視為純粹生理上的需求與結果。到中世紀時期，西方的宗教禁慾觀把生殖當做婚姻結合的目的之一，任何不以此為目的的性行為都被認為淫亂與不道德。而後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興起的文藝復興，人的享樂與縱慾成為了性的主旋律，直到工業革命最興盛的維多利亞時期，性再次被視為需要被隱藏與壓抑的本能，因工業化所需要的生產力必須分秒必爭地將全部精力投入勞作，但性行為消耗體力的特質無益於實現生產效率最大化。直至工業革命後期，這種強制性的、嚴厲的控制已經無法帶來更大的效益，加之疾病與人口問題突顯，因此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對性與生育進行管理，并將其改造為一種協調的經濟與政治行為。
3. 在上述筆者薄弱而簡陋不精準的歷史知識（出現錯誤請指正）理解下，性與生育從生物本能成為了社會道德義務，繼而進入了國家監控管理的經濟領域并成為它的一部分。在後者的進程中，因性疾病的增多與女性難產而死等帶來的問題催促性與生育的醫療技術與傳統醫療的分離，并伴隨著技術精進而提高地位，國家對人口的控制以及優生計劃也因與醫療專業話語相結合而變得易於推行。在權力、知識、疾病或難產這次詞彙的交織下，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女性因最接近它們而被挑選出來了。此時，她們也進入了被改造的時刻。
4. 生育不再是一種道德義務，而成為可以選擇的權利。這是最動聽與最虛偽的說辭。在攜帶著專業技術真理話語的權力之下，女性的身體被性知識體系監控，女性的思想無可避免地烙有優生有益於父母、孩子與社會的痕跡。國家已不再行使過去明目張膽強制結扎等限制人口政策，而卻以更加全面而高明的技巧達成了同樣的目的。當女性不再感受到外來的節育壓迫與男性要求生育的夾擊，卻同樣被權力所操控，但與其把這當做是另一種權力的「壓制」和「禁止」，不如說權力在此過程中賦予了性與生育新的意義，并發展出了一套關於性的科學與話語。女性在其中服膺於它，也就是說，女性如今擁有的「生育權利」只不過是另一種無法逃避的義務。
5.  女性能夠生育，生育出來的嬰兒在國家的範疇之下不僅是單個體的人，而是「人口」與潛在的「人力」，其必然不再是女性、男性或婚姻家庭的選擇。國家亟需控制住生育與人口，過去那種張牙舞爪、厚顏無恥的權力控制手段不僅低劣而且容易引人反感不再適用了。女性在新建構起的秩序與知識真理領域裡找到了權力所給定的位置，輔之以對後代養育、教育以及有益於社會的責任，正因為這樣的性意識，「生育權利」這個重擔才會化作是一種承擔的光榮感，女性自願擁有，并竭力維護它的重要與偉大。
6. 我尚且無法回答男性是否必須退出生育決策這個問題，但我曾試想另一種可能，在當今的新秩序之下，生育決策不是一個性別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問題。如果我們以父母能否保證孩子能夠得到良好教養與教育，國家能否得到更優質的人力資源為出發點（暫且不考慮人口結構與常備軍力的人口數量問題），我們是否可以能僅讓有能力提供這些條件的人作出生育決策？如果有人認同女性皆有「生育權利」而自認這個提議太過不公，試想那些無法生育而期望依賴人工生殖卻因無法支付昂貴費用最終無法實現目的人，她們如今是否又能夠參與生育決策？